原标题：吴仁宝曾称：我干党委书记没有年龄限制没有退休说法

吴仁宝

本报记者王海平南京报道

3月18日18时58分，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在家里去世，享年85岁。这与他退出“领导岗位”正好10年。

“老书记的一生，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”，18日晚，华西村村委会一位成员与本报记者简短电话。其间他数度哽咽，“前几天老书记从上海回来，还吩咐我们要开会学习贯彻中央‘两会’精神，尤其要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和李总理的讲话。”

诱发吴仁宝去世的原因是肺癌。据本报了解，吴仁宝年前常规体检时发现身患肺癌，但已属晚期。不过家人并未将这一结果告知他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休息。

对于吴仁宝的去世，江苏省委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他为“优秀党员，当代农村干部的杰出代表，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、开拓者和卓越的带头人”。

“吴仁宝是一个传奇式人物，苏南模式的农民代表之一，他见证了中国农村巨变的历史”，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叶克林向记者表示。在研究苏南经济中，叶是可以与吴仁宝交流中为数不多可以使用方言的学者。

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，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是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以粮为纲”的全国典型，吴仁宝亦是“陈永贵式”的干部，他担任村党委书记近50年，堪称奇迹。

华西村是从人民公社体制下变异出来的一种另类集体经济，从改革后一直受到中央的认可，历届中央领导人均视察过，后期则演变为了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民间公司模式，至今屹立不倒。

但这种“财产共有式”的集体经济也从始至终受到争议。其内部分配制度的诸多约束、兼并邻村土地之后的不均等待遇等问题，至今搁置无解。

几十年来，吴仁宝始终保持着“农村基层政权领导者、乡镇企业家”的双重角色，他游刃于政界、商界和农村农民之间，但又不是“一条路走到底”，其早年在私下运作的“小五金加工厂”成为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坯胎和萌芽，造就了后来的苏南模式。

1996年，华西村工业经济总量超20亿元，销售收入18.9亿元。利税2.2亿元。全村居民住房别墅化，30%的村民家庭拥有轿车，户户存款超过6位数，是为“小康”的典型，“农村穷”的概念自此一去不复返。

在吴仁宝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期间，本报记者曾在南京与他有过一次简短交流，他以一句简短的话回应晚年的一些受到议论的事情（造金牛、造高楼等）：只要能让农民致富，这条路就是对的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在哪个场合，吴仁宝说出的“吴仁宝式”的经典语录，总能以最简要、最明了的话，解释各种“深奥的道理”，“无论什么问题，老书记都能讲出道理和事实来”，有听过吴仁宝报告的官员对本报表示。

叶克林曾多次赴华西村调研，“吴老书记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多，太深刻”，叶说，吴仁宝在无数的光环和荣誉下始终站立，这不得不让人佩服。

吴仁宝曾对叶说，“我干村党委书记，没有年龄限制，没有退休说法”。吴仁宝结合了东方农民的大智慧与灵性，善于学习，代表了“苏南农民看问题”的标志样本。

但近10年来，随着吴仁宝逐渐从领导岗位上淡出。2003年，吴仁宝第四子吴协恩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。华西村的发展变得“复杂起来”，“因为华西村走的这条路，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，没有哪个国家发生过，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农民能做到吴仁宝那样”，叶认为。

换言之，华西村在近10年的发展，无法用西方经典经济学予以分析和下一个简单的结论。2011年，当有人要“脱离”华西这个“大集体”时，就有江苏省内学者提出了“倒退”之说。

“这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倒退，但这又不是向计划经济倒退”，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对记者表示。田在比较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。

而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，考察现代中国民营公司的源头，一是华西村式的农村基层政权及其附属的集体经济企业组织，另一种则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。

当1990年市场经济再次深入的时候，“企业产权”归属成为无法绕过的问题，吴仁宝和他领导的华西村始终未能彻底解除“集体经济”的外衣，“财产共有”仍是其理念，尽管——华西村集团公司和诸多的子孙型公司依次成立，并以股份制模式改造。

事实上，江苏省内对华西村研究者甚多，但几乎都认为，华西村近10年的发展中，淡化了对“华夏第一村”的提法，并未完全去家族化，其战略决策仍由“退居幕后”的吴仁宝“最终拍板”。

“你无法要求吴仁宝和华西村永远不停地贡献样本和探索，毕竟只是一个村，虽然是一个大村”，叶克林认为。

不过，有江苏省内官员18日晚对记者表示，中共十八大和今年的1号文件提出，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，为华西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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