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卫生部发布的《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，中国每年新增7.6万个失独家庭，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，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。专家推算，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.18亿独生子女中，会有超过1000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死亡。这意味着将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，在中老年时失去唯一的子嗣，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。
虽然我们很不忍心触碰失独老人的失独伤疤，但我们希望身在宁波的失独老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。今年重阳节前夕，一对失去独子的宁波夫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失去孩子已有10多年，但他们心里的伤依然无法愈合。这次采访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，毕竟那是又一次揭开血淋淋的伤疤。每一个问题都显得那么残酷，让人不敢开口，但这对夫妇说，如果有人会有所触动的话，愿意讲一讲。
他们下了很大决心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我们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失独老人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和情感困境。
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。可总有些时候，触景生情，眼泪决堤，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，悲伤瞬间排山倒海
“你们回去的时候，留一个子女的电话，有事方便联系。”
胡梅萍坐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，听到老师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原本笑容还挂在嘴角的她，鼻子就开始发酸，眼前的一切，书本，黑板，老师，慢慢模糊，放大……她低下头去，深吸一下，狠狠地抹掉眼角的泪花。
她没有子女的电话可以留，她的独子，13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。
13年了，为了排谴丧子之痛，她组织腰鼓队，参加社区活动，上老年大学，把生活排得满满的，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。
可总有些时候，触景生情，眼泪决堤，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，悲伤瞬间排山倒海……
又一年重阳，对于像胡梅萍那样失去唯一孩子的失独父母来说，原本的团圆节更像一个凄凉的“劫”，尤其在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。
失去子女依靠和天伦之乐的晚年，会是什么样？
早知道他留不住，当初再苦、再难，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。不管是男是女，哪怕也是个残疾，都好过现在
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，宁波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他们没有兄弟姐妹，有的又因天灾人祸，未尝尽人生百味，便先于父母离世。
胡梅萍的儿子李显就是其中一个，她至今还保留着儿子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证，那是李显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证明。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已开始模糊，证件上的黑白照片已经褪色，留下斑驳的痕迹，但依然可以一眼看到，发证日期是1978年10月。
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，凭着这本小本子，李显才能喝上牛奶，而他的父母每个月可以拿到20多元的补贴。
“有没有钱都得领这个证，那个时候，计划生育刚刚开始，控制得很严格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当年就有个同事，因为偷偷生二胎被单位开除，好好的饭碗没了。”李显的爸爸老李说。
夫妇俩不是没有再生一个的机会，李显4岁那年，因为病毒感染患上腿疾，去上海做了手术，出院后有轻微残疾，符合二胎政策。他们也曾想过，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。老李搜集了各项证明，到街道去办手续。街道工作人员做他的工作，说李显虽然腿不方便，但脑子挺聪明的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，没必要再生一个。你是吃国家饭的，应该带头响应政策。
老李拿着材料回来，李显一瘸一拐地从屋里出来，给爸爸拿了条毛巾。看着摇摇晃晃的孩子，老李的决心动摇了。
一年后，李显6岁的时候，胡梅萍又怀孕了。夫妇俩商量后，最终还是决定拿掉这个孩子。
“一来是响应政策，那会儿只生一个，特别是有条件生两个的也只生一个，是很光荣的；二来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李显，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他。”胡梅萍说。
“只生一个好”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，那时候，李显开始上小学了，妈妈是做司机的，每天早出晚归，爸爸负责接送孩子。孩子腿脚不方便，上楼下楼都要背，他们觉得，把一个孩子照顾好，已经很好了。
就这样，他们拿掉了孩子，留下了独生子女证。李显从长子变成独子，后来又成为丧子。
“早知道他留不住，当初再苦、再难，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。不管是男是女，哪怕也是个残疾，都好过现在。”胡梅萍说。老李劝她不要这样想：“这是一个死胡同，绕进去就走不出来。”
如今，凭着这本独生子女证和独子的死亡证明，夫妇俩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0多元的补贴，加起来一年有3000多元。
“也算我们儿子给家里作的贡献………”老李轻轻地摸着那本比身份证略大一点的小红本子，良久抬起头来，呵呵一笑，人在面对荒诞的时候才会这么笑。
所有的喧闹、忙碌、紧张、困顿、烦恼，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，一并消失了
李显的生命在他22岁那年划上了终止符。1999年10月，他旧疾复发，感染了脑部，医生一开始说没事，让回去休息；一个月后病情加重再次入院，连着开了三次病危通知书，支撑了半年，终于没有熬过去。
胡梅萍一度怀疑，是医生延误了治疗，但终究没有追究。
“人都没了，我觉得那样没意思。何况这个医生还是儿子朋友介绍的，我如果执意追究，担心孩子会说我，拿他换钱。”
过了十多年，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
医生说不行了，他们决定把孩子带回家，让他在家里“走”。
临了，一直昏迷的孩子突然醒过来说，妈，我可能不能陪你了。
那一天刚好是2000年的清明节。
从那一天起，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，但好像按下了静音键。不带商量，不留余地，孩子走了。所有的喧闹、忙碌、紧张、困顿、烦恼，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，一并消失了。
“有这么几年，我晚上根本睡不了觉。整夜都开着电视，我就是不能让脑子静下来，一静下来全是儿子。”胡梅萍说，特别是儿子刚去的那一年，只要她一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间就觉得儿子回来了，站在她床前。她本能地想去用手抓住，但潜意识又在说，儿子已经不在了。在这种思念与惶恐中惊醒过来，全身都是汗。
她把家里的闹钟扔了，因为每一声“嘀嗒”都是一种煎熬，看到丈夫能睡着，就没来由地生气：“我说儿子都没了，你怎么还能睡得着？”
老李就做老婆的工作，说那个谁谁谁，儿子出国了，连过年也不回来，老子生病也不回来，一年到头电话也很少，不也跟没孩子一样嘛。你就当儿子也出国了，在外面工作没空回来，不就行了。
不说还好，一说，胡梅萍的眼泪又上来了。“那能一样吗？我的儿子那么贴心，小时候爸爸出差，同学叫他出去玩，他都不去。他说妈妈一个人在家，他要陪妈妈，要玩就到家里来玩吧。我那个时候要出车，早饭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晚上回来先把饭烧好；长大了，上班了，他每个月工资只留50块零花，其余都交给我保管着……”
老李默默地听着，他说妻子只不过找一个由头，把儿子生前的那些细节再说一遍。关于自己孩子的成长点滴，母亲的记忆永远无人匹敌。她不想忘记儿子，也不愿意做招人烦的祥林嫂，一直憋着。要再不让她说，她就要憋屈死了。
胡梅萍说着说着会大哭起来，她觉得：“爸爸和妈妈就是不一样……”儿子走了，她和老李还是夫妻，可感觉不一样了，各上各的班，好像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了。
一直到两人陆续退休，才渐渐缓过劲来。胡梅萍也逐渐接受了丈夫的相劝，认同自己的儿子还在人世，只不过暂时回不来，尽管她知道，这是在欺骗自己。碰到不知情的人问起孩子，她都会这样说，儿子出国了。
表面上看，没有孩子是失独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唯一不同，但实际却是，没有孩子，两种家庭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迥然不同。因为几乎每时每刻，他们都在努力回避有关孩子的一切。就连出去散步，看到相识的同龄人在聊天，也总是远远地躲开，因为那个年纪的人，共同的话题只有儿孙两个字。
他们知道网上有失独父母的QQ群，但他们从不上网，即便早在1998年的时候，家里就已经有了第一台“286”。“别人上网都有孩子教的，我们，谁来教呢？”
儿子走后，他们把家里那台电脑处理掉了。因为那是李显自己拼装起来的，老李说，儿子小的时候不怎么用功，只考上中专，但他聪明，爱钻研，中专毕业后就在电脑市场里上班了，还去上夜大，一边读书一边创业。
“那会儿学计算机的没几个，如果做到现在，说不定就是IT精英了吧。”胡梅萍把儿子从小学到夜大的所有学生证一字排开，努力把橡皮筋勒过的地方抹平。
她说，儿子不光脑子灵，体育也好，别看他腿有点问题，他还拿过市里标枪比赛的名次。“就为这，当年小升初，我们想让他换个学校，他们体育老师还不乐意。”她比划着孩子扔标枪的样子，像从现实中彻底抽离，哀伤的脸上闪过片刻欢愉。
因为儿子的这个特长，他们不看体育节目，看电视直接跳过体育频道，连奥运会都不看。
以前觉得很难过，幼儿园里早上放歌的声音都受不了，要关窗。现在没那么难过了，我就想，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地长大，能给父母养老，多好
中秋节前，儿子的同学阿明来了，带着他刚上小学的女儿。
这些年，偶尔会有儿子以前的同学朋友来看他们，夫妇俩就特别高兴，他们觉得，还有人念着儿子，没有忘记他。
阿明坚持的时间最长，他比李显小一岁，也管老李夫妇叫爸爸妈妈。这个称呼在阿显去世之前就养成了。
阿明小时候家境不好，父母也不太和睦，同学们疏远他，只有李显把他当朋友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阿明一放学就跟着李显回家，吃了晚饭才回去，有时候就睡在李家。
如今阿明夫妇工作在上海，偶尔回宁波，就会上门看他们一次。对老李夫妇来说，那一天就是个节日。“现在这么有情有义的孩子太难得了。”
阿明结婚的时候，老李代儿子送去了一份礼，但为要不要进婚礼现场纠结了很久，最后觉得自己不吉利而放弃了，也怕触景伤情。
阿明很少带孩子来，夫妻二人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，难免又是百感交集。
胡梅萍忍不住会去想，儿子走的时候太年轻了，才22岁。如果再晚两年，留下个孩子该多好，就算媳妇带着孩子改嫁，他们偶尔也能去看看，也是个念想。
这个时候老李就会反驳，人不能光想着自己。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，多不容易。再说，孩子从小没爹也会很可怜的，哪怕再找个爹，对孩子成长也不利。
夫妻俩争辩了几句，忽然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，不由讪笑了一下，都住了嘴。
阿明吃过晚饭带着孩子走了，老李夫妻送到楼下马路口，看着车子走远了，还在夜风里一前一后站着，斜着身子望，路灯下面，他们脸上都是树的影子，表情模糊。
李显走的时候胡梅萍47岁，早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，自然怀孕再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不大。那会儿宁波刚刚开始试管婴儿，夫妇俩也曾想过，试试人工授精。但想想又放弃了，那个年代，他们还是不太能接受孩子在冰冷的试管里孕育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觉得那样对孩子好像不太公平。
“如果真有了孩子，以后送他去学校，让孩子说我是他外婆好还是奶奶好？妈妈这么老，孩子肯定会自卑的。如果再教育不好，或者有个什么缺陷，孩子也会怪我们，说我们为了满足自己传宗接代的心愿硬把他生下来，让他到世上来受苦。”
这两年，试管婴儿逐渐普遍。2011年，杭州“70码”事件遇难者谭卓的弟弟出生，妈妈已经52岁了，他们看到报纸后几分怅然：“一时一时的想法还真的不一样。”
从他们小区出来，往左边走个几十步，就是幼儿园。小区的小花园里，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散步，晒太阳，胡梅萍常常会盯着这些孩子出神。
“以前觉得很难过，幼儿园里早上放歌的声音都受不了，要关窗。现在没那么难过了，我就想，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地长大，能给父母养老，多好。”
“以房养老”解决的就是个钱的问题，但养老，难道就是钱的问题吗？
转眼，他们都是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，老李去年退了休，养老成为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。
夫妇俩各自都有六七个兄弟姐妹，都是热热闹闹的大家庭。老人生病住院，一个孩子陪一夜，也不会觉得太累。但是到了他们生病的时候，谁来照顾呢？“就算是上手术台，也找不到子女签字呀。”
好在，兄弟姐妹关系都不错，逢年过节各家走走，也不至于太冷清。“但那还是不一样的，人家在一起是举家团聚儿孙满堂，我们算什么呢？”
侄儿侄女都还孝顺，他们常说，我们就是你的孩子，有事支会一声。但夫妇俩说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开口的，“他们也都是独生子女，夫妻双方都有老人要照顾，压力大着呢。”
随着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，夫妻二人除了忍受空巢所带来的孤寂，还会遇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家里的电灯坏了，煤气瓶没气了，下水道堵住了……生活的小麻烦让他们渐感力不从心。
所幸的是，社区有志愿者，遇到困难还是有人上门帮忙的。
“但这些终究不是办法。像我们这样单位退休的，生活待遇还可以，有医保，劳保，经济上不用太过担心。我认识几个同我们一样失去孩子的失独家庭，他们的经济条件差很多，劳保很低，有啥病痛都舍不得上医院，这样的家庭年老之后就更麻烦了。”在老李看来，失独家庭的养老将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。
前一阵，“以房养老”成为备受争议的热门话题，有专家称，中国有几类家庭对“以房养老”是有需求的，比如“失独”家庭、“空巢”老人等。这个观点也刺痛了夫妇俩。
“房子能代替儿子吗？说到底，‘以房养老’解决的就是个钱的问题，但养老，难道就是钱的问题吗？”
他们觉得，撇开感情需求不谈，养老养老，更多是要解决老了以后不能动的问题，如果真有一天，老得不能动了，怎么办？去敬老院？排在前面的还有好多人，而且很多敬老院，入住时都是需要子女签字的。“我们这样没子女的，谁来签字呢？”
“希望儿子能保佑我们，不要生病，不要生拖很久的病。”这是老李夫妇俩唯一的祈求。记者 樊卓婧 程鑫
来源：西部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