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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:做手术用上改锥老虎钳

  今年是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,晨报特别聚焦北京赴非洲医疗队,细数这些普通的队员在非工作生活的喜怒哀乐,他们将汗水与青春都留在了非洲,他们也收获了独特的人生经历。采访中,很多队员都曾说过同样一句话:在情感上,非洲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故乡。

  讲述人:许政刚

  第一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,曾任北京同仁医院大内科主任、急诊科主任,消化内科专家,现已退休

  各种病都要看 缺药就自己造

  来自同仁医院的许政刚是我国第一批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。1968年6月,他随队前往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。“一晃40多年过去了,我已近耄耋之年,但当年的一切仍然历历如在眼前。”

  许政刚回忆,那时每天早饭后,他匆匆查完房,就得去迎接早已等候在门诊的病人,每天要诊治一二百位病人,中午饭常常是在诊室里随意扒拉几口,晚上还要照顾病房的重病人,一年365天,天天如此,从来没有休息日。

  当时几内亚农村的医疗条件极差,为了救治病人,他们坚持一周两次下乡巡回医疗。天气炎热,山路崎岖,常常使大家晕车呕吐,队员们耐心地诊治病人,给卧床病人送去药品,又将需要住院的病人随车带回医疗队治疗。

  当地病人对中国医疗队非常信任,有病就找中国医生,不管你是哪一科的,小到倒睫、虫子进了耳朵,大到恶性疟疾、阴道直肠瘘,各种在国内很少能遇到的病都能碰到。“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医生都成了真正的全科医生,为了病人康复各种病都要看,缺少药品就自己制造,甚至连输液剂都自己做过。为了节省药品,我们尽量采用针灸疗法,做到中西医结合。”许政刚说。

  当时,第一批医疗队中原本没有眼科医生,但当医疗队治疗了一些眼倒睫、沙眼病人后,一些失明病人纷纷而来,其中不乏白内障病人。我们告诉他们目前无法做这种手术,可病人过不了一两天又来,反复请求给他们治病。面对着病人失明的痛苦和要求治疗的热切心情,许政刚和同事开始学习解剖知识、了解手术步骤、自制手术器械、进行动物实验,充分准备后,才为病人实施了白内障手术,就这样,他们愣是让九位已经失明的病人重见了光明。当时的卫生部根据当地的需求,一年后给医疗队派来了一位专职的眼科大夫。

  非洲疟疾横行,虽然队员们定期服用防疟疾药,但疟疾依然不时侵袭大家,无一幸免。当地人对疟疾可谓是习以为常,就像一次小感冒,可中国医疗队员却没有那么适应,每当疟疾病发时,常常高热不退,吐得翻肠倒肚,滴水不进,痛苦异常,有些同志回国后还会疟疾多次发作。

  尽管条件艰苦,但通过队员们的辛苦工作,很多非洲普通人都知道了中国,了解了中国人民对非洲同胞的友善之情。“记得当时很多父母亲给新生儿起名为‘喜奴华’(法文:中国),流着喜悦的眼泪感谢中国医生,甚至下跪感谢救命之恩的场面也常常出现。我们这些医疗队员作为祖国派出的国际战士,无不引以为荣。”许政刚这样说。

  讲述人:李景章

  第二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

  救人不畏枪弹 雇佣军也不拦

  在队员们的讲述中,医疗队在异国他乡不仅要面临物质条件的艰苦,时局动荡也给他们的工作甚至人身安全带来了影响。

  第二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李景章给记者讲述了一段发生在40多年前令他印象深刻的惊险事件。那是1970年11月的一天,大约凌晨3点钟,几内亚爆发战争。战斗中随时都有人受伤倒下,随时都有人因伤死去,但中国医疗队员就是在这枪林弹雨中依旧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,抢救受伤的军民。当时,医疗队队员们都穿上白大褂,乘两辆吉普奔赴首都亚斯汀医院准备抢救伤员。出发时,每辆车除司机外,还选配一名会开车的医疗队队员,一旦司机受伤,立即由该名队员接替其开车奔赴医院。街上没有普通百姓,沿途都是军队和民兵。他们看到医疗队纷纷劝阻:“那边不远就是敌人占领的兵营,要开车过这兵营有危险!”“我们要到医院抢救伤员哪顾得上什么危险。”李景章和他的同事们这样回答。

  最终,民兵决定立即放医疗队通行。路上汽车在燃烧,墙壁上弹痕累累,吉普车甚至穿过战斗对垒处。看到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不畏危险赶赴前线,就连入侵的雇佣军也没有阻拦。随着战局的持续,伤亡不断增加,医疗队员们只恨自己分身乏术,不能及时抢救眼前的大量伤患,却忘记了他们自己也同样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,时刻经受着死亡考研。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,医院收治的70名伤员都得到及时救治并很快脱险。医院外科主任也是医院的负责人凯贝激动地说:“中国医生一分钱也不要,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,中国人是几内亚人民真正的朋友!”

  讲述人:孔晴宇

  第二十三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,安贞医院医生

  险情随时发生 流弹相隔1.5米

  这样的危险不是只在过去的年代发生过,即便是现在,险情也随时会发生。

  今年5月初,第二十三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再次遇到政变,游行群众和军警之间发生冲突,医疗队队长孔晴宇遭遇了生死相隔1.5米的危险。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,孔晴宇从餐厅回宿舍,走在驻地院里的时候,突然一枚子弹飞来,打中了孔晴宇面前的地上又弹射到了墙上。瞬间地面出现一缕白色的弹烟,距离孔晴宇只有1.5米的距离。原来是附近游行的队伍发生混乱,警察鸣枪镇压,流弹飞进了驻地。假如当时孔晴宇走路的速度再快一些,后果可想而知。

  讲述人:张洪林

  第八批医疗队翻译

  军方开路取水 一路畅通无阻

  当然,在政变中医疗队遇到的并不只有安全的威胁,更多的是特殊时期来自非洲人民的关怀。第八批医疗队翻译张洪林就给记者讲述了一件让他感怀的故事。那是一场发生在1984年3月的军事政变。早上起来,驻地就能听见枪声,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组织上要求大家尽量不出门。但是很快驻地的水就消耗一空,电也断了。没电还能应付,水没了,吃饭洗漱都是问题,下午3点钟左右,张洪林决定冒险开车到当地自来水厂取水。出门后他便看到军方设置的许多关卡,车辆每每经过都要接受盘查。张洪林的车每走几米就被拦下来检查一番。走走停停,十分缓慢。这时,几内亚军方知道眼前的是中国援助医疗队的车后,走来一个军官,直接站到了车上,为医疗队的车开路,陪同张洪林一路畅通无阻。

  在非洲,无论平民百姓、政府官员,还是军队官兵都同样得到了中国医疗队的帮助,并且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友谊。因此,政变造成的动荡虽然会影响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,但却从未直接伤害过医疗队。

  讲述人:曲梅

  第14批、第17批、第22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,北京天坛医院针灸医生

  手术没有无影灯 全靠日光手电筒

  来自天坛医院的曲梅,在1994年到2012年的十多年间,曾三赴几内亚。作为第14批、第17批、第22批医疗队队员,先后在几内亚三个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了5年半的时间,与几内亚人民结下深厚情谊。

  1994年7月至1996年8月,曲梅作为一名针灸医生,首次参加由北京天坛医院主派的援几内亚第14批医疗队,被派往几内亚法拉纳省医院工作。提到非洲,很多人都会因为惧怕战乱和传染病而不敢涉足,“那时我因为年轻,除了觉得肩负的使命光荣,再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曲梅说。

  法拉纳是几内亚偏远、落后的一个省份,距离首都460多公里,方圆几百里没有中国人,交通不便、消息闭塞;气候炎热、缺水少电;各种传染病肆虐;物资匮乏,缺医少药;医疗队员的吃用都要到首都去采购,还需要自己种菜来改善生活。

  曲梅告诉记者,法拉纳医院虽然是一所省级医院,但你不亲眼目睹,根本想象不出它有多么简陋!既无像样的诊室也无像样的手术室。手术室仅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手术床,没有无影灯,没有玻璃窗,手术照明全靠日光和手电筒。为了光线好,很多时候就开着窗户手术,苍蝇蚊虫从窗户随意出入。想找人,也可以随时进出术中的手术室。消毒设备更是无从谈起。仅有一种从法国进口的白色消毒药水,手术前用其清洗一下伤口,即进行手术。内科门诊唯一的医检设备是听诊器,诊断疾病全凭直观和经验。医院有10多张病床,都是破旧不堪,针灸门诊室只有一张桌子,两张椅子,一张破旧的病床用作针灸治疗床,没有洗手的地方,“所以我每天在工作的几个小时时间里一口水也不敢喝,为的是怕上厕所。”曲梅说。

  当时,整所医院只有一名内科医生、三名外科医生和十多名护士,医院以中国援助的药品为主,也有少量法国进口药品。中国医疗队每月给医院发一次药品,往往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,经常得提前支付下个月的药品。“那时我们有内科、外科、针灸科三名医生,每天工作量都很大。”这样的环境下,曲梅和她的同事们坚守了两年多。

  病人肤黑难扎针 暗中练就好眼力

  2001年3月14日,曲梅再次踏上援非医疗队的征程。这次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拉贝省。这是几内亚中西部城市,距首都科纳克里431公里,从科纳克里到拉贝要穿越几座山峰,近一半的路程是山道弯弯,一路跋涉通常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,非常辛苦。

  拉贝医院的针灸科极有特点,诊室像个大仓库,房子很高,铁皮房顶就那么裸露着,没有吊顶,顶棚和墙壁之间缝隙很大,年头多了房顶上布满了蜘蛛和灰尘,刮风时外面的树叶,房顶的灰尘稀里哗啦往下落,墙壁也没有粉刷,就是黄泥色的,室内光线很暗,窗户是木板的,上班时间用一根木棍斜向外支撑起来采光,治疗床是砌在诊室三面墙边的一圈水泥台子,上面铺个垫子和床单就算是床了。水泥台子足有一米高,外面拉根铁丝挂上一圈布帘权当是屏风,每次给病人扎针时我都要钻到这块布帘后面操作。

  “因为白天很少有电,病人的皮肤又是黑的,赶上阴天下雨更是黑得要命,开始时很不习惯,起针时常常落下几根,就是因为看不清楚。后来慢慢适应了,真正锻炼了眼力,至今在黑暗中我都有超强的分辨力!”

  “从我第一次参加援几内亚医疗队,现在已经过去18个年头了,我的女儿从蹒跚学步成长为一名大学生。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之中的几内亚,她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个故乡。我热爱科纳克里大西洋的潮起潮落,钟爱拉贝的一草一木,怀念法拉纳的万家灯火。作为千千万万为非洲人民无私奉献的中国医生之一,我们用自己的汗水、泪水和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诠释了中国医生的大医情怀,我无怨无悔!”曲梅这样说。

  数字

  840万人次

  1963年,刚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,急需大量医疗援助,他们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全世界发出紧急呼吁。中国政府第一个响应阿政府的邀请,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,并确定了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医疗援助的长期战略。那一年,我国迅速组织了第一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开赴阿尔及利亚工作。中国援非医疗工作的序幕从此拉开。而北京从1968年派出第一批援助非洲医疗队开始,45年来共有43批队伍842人承担起援助非洲的使命,共诊治病人840万人次,完成手术约18.1万人次,抢救危重病人约15万人次。

  钩沉

  药品器械几乎为零

  做手术用上老虎钳

  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起步晚,医疗水平滞后,缺医少药现象严重,致使正常的医疗工作受到严重干扰。上世纪60年代,所谓医院通常只有一个空屋子而已,药品器械几乎为零。为了完成对当地患者的救治,医疗队常常从国内自带医疗用品,每月给医院发一次药品,往往不到半个月就用完,经常得提前支付下个月的药品。当药品耗尽、物资短缺的时候,为了继续救治工作,中国早期的医疗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,经常亲自动手修理、研制医疗器械和药品。手术器械不全,队员们就主动把残旧不堪的骨刀用电磨打刃后再消毒使用;咬骨钳、上钢板的改锥坏了,大家就到市场购买民用老虎钳和改锥充当手术器械。

  在几内亚拉贝省,皮肤病尤其是疥疮发病率很高,由于药品有限,为解决这一难题,驻守在这里的医疗队常常自行制作硫磺膏。不知是哪届的医疗队员,自己制作了简易漏斗,就固定在茶几上,看上去很旧了,但十分好用,于是被历届医疗队延用下来,拉贝医疗点也渐渐形成了自己制作硫磺膏的传统。从市场上买来凡士林,用热水化开加上硫磺粉搅拌均匀,然后趁热用漏斗一点一点灌装到小塑料药袋里。如果凉一点药液就会凝固,而太热塑料袋又会被烫坏。因此,制作过程中需要三个人密切配合,动作迅速,以确保温度适中。每次制作时队员们先把药袋一一打开放好,然后从炉子上把化好的半流体药液端过来,一个人撑着小塑料袋,一个人往里慢慢倒,灌满后另一个人马上接过来倾斜着码放在一个大托盘里,等药液凝固了再一一把口封上。为了满足需要,每次至少要做六七十袋,甚至更多,队员常常要忙到深夜。这种简单制作的硫磺膏物美价廉,疗效非常好,非常实用。

  本期策划 张旭光

  本版撰文 徐晶晶

  供图/北京市卫生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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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李丽娜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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